最高法调研报告：寻衅滋事罪泛化倾向明显，应审慎处理上访案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的一份最新调研报告认为：寻衅滋事罪因边界不清，导致容易被泛化适用的倾向明显。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号发文《关于“新时代农村刑事犯罪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暨“寻衅滋事行为的刑事规制”课题在浙江、福建的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谈及了前述观点。

　　因规定模糊、担心被用作“口袋罪”，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与存废是法律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

　　《调研报告》建议，要加大对寻衅滋事犯罪案件的审判指导，以司法文件或典型案例的形式，指引地方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审慎处理因信访、上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

　　据最高法微信公号。

　　寻衅滋事罪案件数量、占比持续上升，引发“口袋罪”担忧

　　寻衅滋事罪出自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该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曾撰文谈到，寻衅滋事罪对于弥补处罚漏洞，实现刑法的惩罚功能有其积极作用。但因此罪外延过于宽泛，适用过于模糊，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一直受到学界诟病。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号8月16日发布的《调研报告》认为，寻衅滋事罪是实践中常见多发犯罪，近年来该罪名有被泛化适用的倾向。为准确适用法律，对该罪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报告》介绍，过去十年中，浙闽两地农村寻衅滋事案件数量均排在各类罪名的前列。被告人绝大部分系年轻人，其中又以外来务工人员或无正当职业者居多，因酒后肇事、赌博引发的犯罪常见多发。因违法上访而被以该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谈及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调研报告》表示，调研中发现，该罪认定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被告人的主观动机难把握，容易陷入客观归责；二是对违法信访行为能否以本罪论处认识不一；三是因边界不清导致容易被泛化适用的倾向明显；四是与其他相关罪名的区分较难；五是行刑衔接不畅，容易导致行政违法行为被拔高作为刑事犯罪处理。

　　自寻衅滋事罪设立伊始，前述争议就一直存在。寻衅滋事罪源于已被废止的流氓罪。1997年《刑法》大修，因规定过于宽泛而广受批评的流氓罪被废除并拆分为数个罪名，寻衅滋事罪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但由于寻衅滋事罪表述模糊，入罪门槛低，涵盖范围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扩大化的趋势，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实务层面，寻衅滋事罪的数量近年来也不断增加。来自平邑县人民法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梳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的2011-2019年全国一审程序中寻衅滋事罪案件及全部刑事案件。研究发现，寻衅滋事罪案件数量一直呈现递增趋势，由2011年的892件，上升到2019年的43776件，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也在增加。

　　“随着全国进入一审程序的刑事案件总数量的减少，寻衅滋事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一直呈现递增趋势，在2019年占比突破百分之五。”作者写道，“在刑法所规定的四百多个罪名中，寻衅滋事罪占比4%已属占比较高,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仍呈扩大趋势。”

　　罪名存废业界讨论多年，最高法调研建议加大审判指导

　　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一直有代表委员建言废除寻衅滋事罪，或限缩其适用范围，引起媒体广泛报道。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新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朱征夫再次公开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据媒体公开报道，朱征夫表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于一些无故寻衅、滋事，情节严重的行为人，有一定的惩戒价值。但该罪名的种种弊端也时刻侵蚀着法律的根基，其模糊性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

　　朱征夫曾在2008年至2022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多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他曾在提案或建议中分析，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与多个《刑法》法条存在竞合、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且其所打击的危害行为，已有相应法律予以处理，取消该罪不会出现法律的空白。

　　2022年全国两会时，时任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也曾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他在当时提交的议案中表示，立法者新增该罪名，目的是准确厘清罪与非罪的标准，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及保障人权的功能。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寻衅滋事罪包含的内容变得包罗万象，成了一个新的“口袋罪”。该罪名不仅与犯罪构成类型化要求相悖，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也因为其“兜底性”容易引发轻罪重判或者重罪轻判的情形。基于此，肖胜方建议通过修改刑法废除寻衅滋事罪，并将其拆解归入其他罪名。

　　法律界另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要问题出现在执法环节和法律适用上，通过明确规制、限缩可以让其更好运行。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举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情形。但近十年的实践后，法律界有许多声音认为，该规定仍有模糊部分，需要进一步明确。

　　也有观点强调，寻衅滋事罪的扩大化与基层的司法逻辑有关，单纯取消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有新的“口袋罪”取而代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表示“口袋罪”的形成虽然有刑事立法的原因，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司法实践的滥用。具体到寻衅滋事罪，他分析，该罪之所以成为一个“口袋罪”，是因为该罪的各种选择性要素较多，司法机关将具体概念提升为更上位的概念予以适用。他指出，近年来司法解释有注意防止“口袋罪”现象发生，但对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并没有限缩的迹象。他强调，最高司法机关应当慎重制定司法解释，避免带头适用“口袋罪”，导致下级司法机关滥用“口袋罪”。

　　从这份来自最高法刑四庭的调研报告看，研究者也倾向作出调整。《调研报告》表示：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要加大对寻衅滋事犯罪案件的审判指导，以司法文件或典型案例的形式，指引地方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审慎处理因信访、上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