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这是一个朴实女人的日常故事，也是时间无情溶解的一份见证。70年，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变化一点点渗透进千家万户。对一个人来说，则是匆匆而过的大半生。在摄影师白杉和母亲永珍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长久留存的东西。
文、图|白杉
编辑|孙俊彬
这些年，我换了好几次手机，那个139开头的号码却一直存在通讯录里——这是父亲的电话号码。2004年11月，父亲病逝，这个号就被注销了。
几年前，我曾尝试拨通它。电话那边“喂喂”了几声，就挂断了。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那个号码复活了，对我来说，它代表了父亲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其实，和母亲在日记里对父亲十几年的诉说一样，这是我们各自的安慰，也很清楚一个事实，父亲（丈夫）的确不在了。
2004年至今，母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保留了的十几本日记密密麻麻。父亲是她的精神寄托，通过日记，她和父亲“对话”，宣泄着她长年积压着的情绪，日记里还记录了儿女的成长、周遭人情世事和自己的困惑。
当我回头认真细读这些文字时，不仅感受到她对父亲一直割舍不下的留恋，而且这些积攒十几年的文字无意间连结成一位平凡女性的心灵史，绵惆而漫长。
巧合的是，从2003年开始，作为一名摄影师，每次回家我都会给母亲拍照片。
起初我并没有计划去记录，许多年后整理发现，我已经给母亲拍了2万多张照片，它完整地保存了关于她的诸多记忆。我决定把它做一本摄影书，它成为了我关于母亲的“日记”，书名用了母亲的名字——永珍。
“我怎么不记得你爸爸的模样了”
母亲杨永珍生于1958年，中国人讲60年一个甲子轮回，对于母亲来说，这个轮回伴随着苦难和期望。
父亲2004年离世后，她一个人生活着。这几年，她在山东临沂新区的一个公司里做保洁员，每天骑着电动车上下班，来回路程40公里。
母亲和父亲是初中同学，互相爱慕，却遭到双方家里人的反对。1970年代末,我的姥爷参加“对越还击战”中了枪伤，回家疗养，母亲主动放弃了学业照顾姥爷。1984年,他们最后还是结了婚，次年生下了我。
2003年冬天，放假回家时，我用朋友送的一台国产相机，给爸妈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里，父亲的脸饱经沧桑，而母亲的手也冻伤了。我很难过，因为他们生活如此艰辛。没有想到，这样的合影很快就再也没有了。
父亲在1997年的国企改制后下岗转业，工作一直不顺，最后在农贸市场做起了卖家禽的小生意，长时期高强度工作和熬夜，最终导致身体被拖垮。一年后，父亲体检才发现已经肝癌晚期。
母亲的日记记录了那个准确的日期：2004年正月初六，上午10点50分。“我们最后的见面后,就一直没有了音讯，我好想你呀。”
父亲离世之后，我和妹妹的学费都是母亲一个人负担。那时候，她在工地上抗钢管、装车、拉水泥，推石子，为了多挣钱，男劳力干得活她也去干，一天的工资才16块钱。可是我们却不能永远陪着她。小妹2008年毕业后，留在老家工作，和母亲住在一起。两年后，妹妹出嫁，母亲就一个人生活了。
“我渴望身边一个肩膀可以依靠，哪怕一会儿。”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人到晚年，特别是生病的时候，就很想有个伴。
父亲走后十五年里，母亲未有改嫁的想法。“寡妇”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这个身份让她觉得自卑。在山东临沂农村的风俗里，红白喜事她插不上手。小妹婚嫁那年，因为单身，她不能出席婚礼现场，一个人在家又是欢喜又是惆怅。她在那个熟悉又无法逃离的人情环境里，抬不起头。
最近几年，我和小妹不止一次的给母亲说，让她找一个合适的老伴。有时她沉默不语，有时坚决反对。她经常说，“再好的人也不是你的爸爸了”。
她对父亲的思念这么多年没有断过，她和父亲的合影被她不断地剪开、撕裂又粘上。有时她受到惊吓或者不小心碰到了什么，都会随口说出“学修！学修！”。 今年春节的时候，她反复地说，“我怎么不记得你爸爸的模样了”。我说，可能是思念过度吧。
有一次我和母亲聊天中得知，有人给她介绍过老伴。当对方知道她儿子没有结婚时就放弃了。母亲没有怨我，她笑着说，即便你结婚完成事儿了，我这年龄了，再找个合适的一起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母亲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她对父亲的絮叨和诉说，也穿插了这些年来，对我和小妹的期盼和不满。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和她的交流是不够的，因为要编辑摄影集《永珍》，我把她十几本日记按年份和类别分类整理、翻拍。阅读这些日记，我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了解她的内心。
她好多次提起自杀，想去寻找父亲。2005年3月12日, 父亲去世不到百日，我们家遭盗窃，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半个月后，母亲买了敌敌畏药想自杀，她写道“刚想喝又放下,两个孩子在上学，他们没有了爹,不能再没有娘。挣钱多少，这是一个家，他们回来得有去的地方……”
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母亲承受的压力和苦难之重，许多年后看到这些诉说，我无法抑制地哭泣。
2006年，我经济困难，想买个相机没有钱，她知道后给我汇了一万块，那张汇款单据，她至今保留着。有一次，我跟她要700块钱，她到处找人去借遭了白眼，最后硬着头皮去敲附近王叔家的门，两个人互相对视好长时间，王叔最后才拿出200块。这些都记录在她的日记里。
我们家原来在城乡结合部，2009年，我们村拆迁，大队里说几天内自己要搬家。母亲一个人在冬天里到处找房子，最后经熟人介绍到临近的双庄住了下来。附近有上夜班盖楼房的，每天晚上吵得她睡不着。“他们鬼哭狼嚎，异地他乡，我害怕。一个人躺在那冰冷的床上，谁能管我。” 在日记里，她写下了那段时期的艰难处境。
2010年，母亲和一位年轻时一起工作过的叔叔，保持着简单的问候关系，这位叔叔善良而正直，给予了她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很不幸，2011年春节，他突然车祸离世。
母亲为此悲痛了很久。每天骑电动车来回，她为了赶时间，经常闯红灯。直到一次差点出了意外，她才加倍地小心。并在日记里说，为了孩子，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你好久不给我打电话了……”
整理跨越十几年的照片时，我清晰地看着岁月加诸于母亲身上的痕迹。她的白发越来越多（虽然后来染了发），体力也大不如前，爬六楼俨然已经很吃力了，关节炎风湿病更是让她在阴雨天时，疼痛难忍。
我的婚姻问题一直是她心里最为敏感的疼痛。或许是“守寡”造成的心理负担，她不希望我也因此受到歧视。
2015年，给她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网络的便捷让我们的距离看起来没那么远，但其实不能替代真实的陪伴。我们聚少离多，每年只能珍惜春节假期在一起的时光，虽然我每次都尽量多停留，但是总是显得短暂。
毕业至今，我在外漂泊十年了。我知道适应了北京的生活节奏，就很难回去，就像母亲很难融入到我的生活一样，我们成了两条不同轨迹的生命状态。她说她的，我说我的，偶尔打开一些话题后，却又无法继续聊下去。
我选择的是符合我想要的生活，她有时埋怨我，也很理解我。虽然自从2009年堂哥结婚后就一直催婚，但依旧自我安慰“孩子的路自己走吧”。
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后，我的时间变得灵活。今年春节，我在家呆了27天。临走前的那晚是正月十五，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在家过元宵节。那晚我和母亲一起放烟花。看着夜空中灿烂又随即消逝的烟火，母亲说，“时间过得好快啊， 你要能在家就好了。”没一会儿，她转念又说，“你还是按照你的想法做吧。”
她心里积压的悲观并没有消解。今年1月，家里又有人结婚——其实几乎每个月都有，母亲感叹，不记得喝了多少次喜酒了，这几年被人追问儿子婚姻的事已经抬不起头了。日记里，她诉苦道：
“我是孤寡老人了。”
“送我去敬老院吧以后。”
“你还没结婚！”
“你好久不给我打电话了……”
去年一次通话后，我特意查看了通话记录，一个月里，我们保持着20次通话。但对于她来说，还是一种被忽略的感觉。我知道，因为她很孤独。
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在家她呆不住，我支持她去工作，去上班可以和工友一起说说笑。但不可避免的是，她的身体状况在下降。今年春节，在我再三劝告下，去医院作胃镜，查出来慢性胃炎。大大小小的病在身，每次唠叨起来，她也和我以前一样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福兮祸兮，永远珍惜，失去的皆已失去，得到的未必永存。”这是她日记里的一段话。目睹了那么多生老病死，她也慢慢看开了。唯独关于我的婚姻，横亘在我和她之间难以调和。
八月前几天，母亲在电话里又说起了婚姻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电话两头沉默了一阵之后，就“嘟嘟嘟”地挂断了。我为此感到深深地歉疚。
“所有照片证明了时间的无情溶解”
“学修：咱闺女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咱外孙上一年级了，外孙女再有两天就一周岁了，长得好可爱呀。咱儿子今还没结婚，我愁得晚上睡不着，但我又使不上劲，帮不上忙……”
1987年母亲怀二胎生了小妹，2017年小妹怀上二胎，有了第二个孩子。30年过去了，计划生育也从严到宽，生活在改变，时间在流逝，母亲在衰老。
从2003年拍摄第一张照片，至今已十五年。整理母亲的照片，编辑这本摄影集，其实也是见证时间无情溶解的过程。我试图以她对父亲的思念为主线，讲述一个朴实女人的日常故事。
我也曾一度打消了这摄影集的编辑，它看起来有些残酷，因为它迫使我们再去面对经历的那些痛楚。最终，我还是决定把它呈现出来，因为我想告诉所有人，母亲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2018年的父亲节前夕，我给母亲杨永珍印刷制作的摄影集《永珍》付梓成书。对母亲来说，这也是一本无法邮寄出的家书。
里面的文字节选自母亲多年来对思念父亲的日记手迹，图片是从我15年来拍摄她的照片挑选出来，这两条叙述线一起组成了这本书《永珍》。对我来说，现实里，我们似乎已是不同生活方式的两条平行线，无法永远在一起，而这本书让我们得以在情感上互相慰藉。
我想起苏珊.桑塔格说过，拍照就是参与一件事（人）的死、脆弱与无常。正是通过这一瞬间，并将其冻结的方法，所有照片证明了时间的无情溶解。
来源:极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