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被推荐人为何被拒绝，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0月1日，菅义伟内阁总理大臣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拒绝任命6名日本学术会议推荐的研究者为该机关的新会员。这既是日本学术会议现会员选拔制度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更是从“战时体制下的学术研究会议”洗心革面后的日本学术会议在战后的漫长历程上未曾有过的“劫难”。
截图来自NHK world-Japan
本次未得到任命的六名研究者分别为：立命馆大学的松宮孝明（刑事法）、东京大学的宇野重规（政治思想史）和加藤阳子（日本近现代史）、早稻田大学的冈田正则（行政法）、东京慈恵会医科大的小沢隆一（宪法学）、京都大学的芦名定道（基督教学）。很多日本媒体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六名当事人：为什么你们被拒绝了？当事人之一的加藤阳子在公开回复中反问道，“现在媒体都在问，‘为什么你们被拒绝了？’，问被推荐人为什么被拒绝了，这个思考回路不是本末倒置吗？难道不该去质问内阁‘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决议’吗？”
这六名研究者都在各自研究领域留下了丰厚的业绩，他们的研究能力和业绩都完全符合《日本学术会议法》17条规定的会员资格。六人在社会活动上有一些共性，他们都曾反对现政权试图推行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或“共谋罪法案”，在政治立场上与现政府的政治取向相左。于是，在首相拒绝给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很难不令人联想：这是政府基于政治考虑，对学术机构人事任免进行的干涉，换言之，这是对日本学术的自由与独立前所未有的侵犯。
东京大学日本近现代史教授加藤阳子，其著作《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已有中文译本。
基于新首相的这一决议有侵犯《日本国宪法》23条保障的学术自由与独立的嫌疑，事件从一开始便获得了极大关注，在野党也以此为契机在国会上打击自民党。在言论界，不仅有津田大介等左派人士对该决议穷追不舍，还有在国家观和安全保障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右翼学者三浦琉璃也公开反对官僚对学问的干涉，使论阵有打破左右阵营壁垒的趋势。
作为当事方的日本学术会议在事发后第二天便召开会议，要求首相在做出充分解释的同时，收回本次决议，重新任命6人为学术会议会员。各个大学的教职工工会也都以大学教职工工会的名义发了抗议声明；首相官邸前每日都有抗议集会，甚至有人举着当事人的书籍在官邸前节食抗议。很多从未在社会问题上发声的学者也都站出来发声，以史学研究者为主体的署名抗议运动，三天内获得9万人赞同。近日，是枝裕和等22名电影人也联名发表抗议声明，共同要求：内阁总理大臣能在做出充分解释的同时收回本次决议，重新任命6人为会议会员，以不留祸根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10月2日，日本学者发起抗议直播活动。
10月3日，以日本史学界为主发起的署名抗议运动。
问题只是政治干预学术吗？
那么，日本学术会议是什么组织？为何一国首相干涉一个学术机构的人事任免会引发如此大的关注？问题仅仅在于政治干预了学术、“侵犯学术自由与独立”吗？
日本学术会议的前身“学术研究会议”在战前“国家总动员”之下被编入日本的战时体制，作为战时科学技术动员的中枢机构参与战争。1947年，基于这段学术自由与独立被否定的战时体验，《日本学术会议法》中着重强调机构的“独立”性，该机构不同于政府内的其他咨询机构，是独立于政府的、有高度自律性的学术机构，负责学术研究的振兴与普及，同时作为不同学科研究者之间的联络网，促进各学科的交流和联系。
日本学术会议的会员涉及自然科学到人文社科等各领域的研究者，定员为210名，会员有着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荣誉，此外还需承担一定的学术任务。新会员基于《日本学术会议法》第7条和17条，由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基于投票推荐，由内阁总理大臣根据日本学术会议的提名任命会员。
此次抗议者与菅内阁博弈的第一个据点便在于这条法律条文。在以往的法律解释里，“内阁总理大臣根据日本学术会议的提名任命会员”，不等于首相有权拒绝任命会员；恰恰相反，这条法律条文意味着首相不能拒绝日本学术会议的提名，换言之，本次决议是违法的。很多抗议的日本法学家用著名的《日本国宪法》第6条（天皇根据国会的提名任命内阁总理大臣）类比《日本学术会议法》的第7条。“根据xx的提名任命”，意味着天皇没有权力拒绝任命内阁总理大臣，象征天皇制下的天皇当然没有干涉首相人选的权力。同理，内阁总理大臣也不能拒绝日本学术会议的提名，拒绝任命是违法的。
事实上，1983年，日本学术会议的会员选拔制度刚由公选制改为“会员推荐＋首相任命”制时，推进《日本学术会议法》修正案的中曾根内阁面对“首相任命制是否侵犯了学术自由”的质问，在国会答辩上也曾做过这样的法律解释：首相在日本学术会议的任命过程上只有形式上的任命权，不能实质左右会员人选，首相任命制不过是通过首相的发令行为给予会员法律保障。
抗议者以此作为首相无权干涉日本学术会议人事的“法律依据”，而内阁也似乎早已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在后续的媒体报道中人们发现，内阁曾就《会议法》问题两次咨询过内阁法制局，一次是2018年，一次就在今年9月中旬，内阁在第二次咨询法制局后最终做出本次决议。于是，面对在野党或各学术机构和学术主体的质问时，内阁一直重复使用“基于法律做了妥善处理”一语含糊其辞。关于是否变更了法律解释、变更了什么内容都闭口不谈，更没有对一连串政治行为作出解释的自觉。
不能退让的底线
退一步说，就算在是否违法的博弈上，内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菅首相任意打破惯例，任意变更法律解释，却不准备对此作出任何合理解释的推诿姿态也是需要警惕的。10月1日事发当日，当事人加藤阳子便基于《公文书法》，要求内阁提供记录了决策过程的公文书。此后几乎每一个抗议主体都在抗议声明里明确提出，希望内阁肩负起“说明责任”，对决议的原委做出充分解释。然而在维持了五天的抗议活动后，10月5日，菅首相在关于学术会议的发言上，否定了该决议与学者在“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和“共谋罪”上相左的政治立场的关系，仍不打算对这项决议做出任何明确说明。
10月5日的共同社报道截图。
在抗议内阁干涉日本学术会议人事的第五天，抗议重点已经从“是否侵犯了学术自由”“是否违法”，转移到了质问现政权“行政权性格”的阶段。更多不同领域的人认识到，学术会议事件不仅关乎“日本学术会议”和“学术自由”的问题，更关乎现政府行政权性格会给日本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
正如日本近代史学者松泽裕作在日本研究者资讯平台researchmap上发表的个人抗议声明里所说的那样，“如果无限度地承认行政酌情处理的空间，就会导致权力的恣意发动。在没有任何理由和解释的情况下，忽然就采取某项措施——难道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行政权之下吗？”
是枝裕和等22位电影人也在抗议声明里调侃菅首相在安倍内阁下养成的不负“说明责任”的坏习惯，这些电影人都把日本学术会议事件视为自己切身的问题，他们认识到，如果放纵这种权力行使成为常态，那么“这次指向了学者和研究者的矛头，下一次不知又会指向谁。”也许日本学术会议事件就是下一个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事件1，助长“军部”暴走，开启第二个1930年代。而这些因与政府意见向左而受到排挤的学者，就是下一个因批判侵华战争而被开除的矢内原忠雄2、下一个“泷川事件”中的泷川幸辰3。也许，日本真的来到了一个分水岭，漫长的战后终于要结束了。
被拧上的发条
在每天都有更多不同领域的人站出来抗议的同时，还有许多消极的声音。“日本学术会议”作为每年投入6亿税金的国家机关，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突出成果，不少人开始质问学术会议是否做出了与税金相应的成果。作为本次事件焦点的会员选拔标准和选拔过程的不透明也遭到质疑。也不乏有人提出，“不加入日本学术会议，也可以在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里搞研究，这项决议并未侵犯学术自由”，或者“日本学术会议早年禁止了军事研究，这点才是真正侵犯了学术自由”，
许多问题都似乎悬而未决。
另一方面，事件开始时便有很多人指出，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系学者在本次事件上的反应完全不同，这不过是人文社科系研究者孤独的战斗。随着近年来大学机构本身的改变，以及社会对理科、实学、短期成果的重视，本次人文社科研究者受到排挤成了某种理所当然的结果。这些社会变化也都成了政治利用的资源，模糊了问题的轻重缓急，消解着抗议的力度。
菅首相也把这些对日本学术会议机构本身的非议以及对“学术界”的不满融入了发言之中。在10月5日的发言中，菅首相还通过强调会议每年的政府预算和会员的公务员身份来偷换概念，造成一种学术会议是政府附属机构的假象，暗示内阁对身为公务员的会员似乎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目前，菅内阁是否会承认自己的失误、收回本次决议？今后事态会如何发展？都尚不明确。也许通过对这些“强人”研究者杀鸡儆猴的处置，已经达到了彰显权力的目的；而弱者们也已然改变自己的意识，今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避开一些敏感的社会活动和敏感的课题。
不知不觉间，发条已经被拧上了。
首相官邸前的抗议活动，图自星岛日报
编者注：
1.美浓部达吉（1873-1948），日本公法学家、宪法学家、行政法学家。曾提出“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仅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而主权应属国民全体；与主张“天皇主权说”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杉慎吉展开论争。1935年，“天皇机关说”引发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的强力抨击，极右派教授笕克彦也指控其学说犯了“不敬罪”，美浓部达吉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之职，遭东京大学解聘，随即其《宪法概要》等五部著作被禁止发行，甚至受到异议人士刺杀。
2.泷川事件，1933年发生于京都帝国大学。京大法学部泷川幸辰教授（后为京大校长），在其著作《刑法讲义》、《刑法读本》中，对“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判。该主张遭到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和政友会宫泽裕等人的攻击，指责其为共产主义学说，上述著作也被禁止发售。但在此之前，大审院认为这两本著作极有价值，不能骤加禁止。斋藤实内阁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对京大校长小西重直提出罢免泷川的要求，尽管遭到校长拒绝，但根据文官分限令，泷川仍被迫停职。对此，京大法学部全体31位教授提出辞职以表抗议，东大、东北大、九大纷纷响应，但未得到学校当局和其他学部的支持。小西校长被迫辞职。随着强硬派新校长松井元兴（理学博士，后为立命馆大学校长）的上任，事件迅速得到平息。最终，泷川教授被免职，佐佐木惣一（后为立命馆大学校长）、宫本英雄、森口繁治、末川博（后为立命馆大学校长，总长）等教授也被免职，另有十余名教官辞职。
3.矢内原忠雄（1893-1961），日本经济学者、东京大学总长。生性耿直、一身正气的矢内原忠雄是日本学界的硬骨头。他研究殖民政策，并非站在统治者立场，而是对殖民这一现象进行科学实证的分析，是其“帝国主义论”中的一环。1927年，他在台湾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由岩波书店出版讲义集《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此书从经济学者视角，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关系，同时批判日本政府在殖民地台湾的不平等政策，这些不平等都是为了巩固日本自身利益。此书被“台湾总督府”以违反出版规则禁止发行。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他在报纸上放言“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被迫辞去教授职务。1951年-1957年，连任两期东京大学总长。1952年，东京大学发生“波波罗事件”，校内发现警察当局的特务活动，矢内原忠雄坚守大学自治和学问自由的立场，东京大学和警方关系形同水火。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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